“三农”概念首倡者，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先后主持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并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长江读书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等。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复杂，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比较严峻的乡村局面，很多问题集中暴露。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解体，美国和西方正式宣布制裁中国，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所有外资全都撤了，当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高潮中，遭遇到外资全撤，导致资本极度稀缺。紧接着中国遭遇到连续的宏观经济危机，爆发经济、政治等诸多事件。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发展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995年时，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0.3%，连一般的政府开支都维持不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基本建设、各项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也都下降。社会矛盾非常复杂，乡村中也发生了大量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提出要加强乡村建设，要针对农村中复杂的局面，不要单纯只强调农业，要强调“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且进一步将“三农”问题纳入政策讨论中，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波折，有很多人认为在国家财政极为匮乏的这个阶段，向三农增加投入，会影响大局。
“三农”一开始提出讨论“怎么能够让农村有稳定发展”，在同一时期，也就是1996年前后，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了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用于调控、用于社会开支的能力非常低的情况之下，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国家过紧日子的时候，社会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恰恰得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社会组织刚刚兴起的时候，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1992、1993年，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时候，转向外向型，大力吸引外资，特别是低端的“三来一补”的外资在沿海得到了发展。当中国在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1997年宣布宏观调控软着陆成功的时候，又紧接着遭遇到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外需陡然大幅下降，正式遭遇到了生产过剩形态的危机。在外需大幅度下降，国内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从1998年开始，转向了以国债投资来拉动投资型的增长，国债拉动主要投向了国有部门。私营部门在90年代中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候，借着外资进入中国“三来一补”这种低端低技术的产业，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1998年以后，改成了以国债投资国有部门的基本建设为主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同期，2000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危机，2001年“911”政治危机等双重打击，大量西方资本涌入中国。21世纪之初，大的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这两大资本在中国崛起，我们把它叫做“一红一白”，红色的是国内国有大资本的崛起，白色的是外资大型跨国公司资本。在中国的新世纪之初，因为大资本崛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中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纷纷外流，自然村大幅的减少，行政村也开始衰败，三要素尽流出，任何一个经济领域三要素流出，都会出现衰败问题，一直从90年代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三农”问题都比较严重。同时中央政策也开始有调整。比如说2003年我们成为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FDI第一，同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于是对应性的中央在2005年-2006年先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接着在2006年完成了对农业税的全免。所以皇粮国税过去是不交有罪，现在是皇粮国税一次全免。同时决定中国农村的所有开支由过去的县一级承担改为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从此，农民的国民待遇逐渐得到了加强，因为农村的各项开支由中央财政下达专项的财政转移支付到县级以下设立专户，由县级来开支负责。所以从2005年以后，大量的财政投入使农村局面得到很大改观。2005年到现在，从宏观形势上看三农开支已经成了国家财政最大项开支，2019年-2020年应该是在不少于一万五千亿-二万亿的规模。农民国民待遇得到加强，按照统计半年以上在外边打工居住的是非农村人口，实际农村人口只有不到40%了，但是财政却占一半以上。从这个角度看，农村中的发展条件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对1996年承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目标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给社会组织下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组织下乡原来一般的任务。比如说扶贫，虽然社会组织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扶贫的主要责任已经有国家行动，脱贫攻坚计划被作为全党、全国所有部门都必须集中力量完成的任务。相对而言，社会组织的目标就要有所调整。再比如说像教育、医疗都是导致贫困最为严重的问题，但现在，医疗国家出80%，农民出20%，往往是村里替农民把这20%交上了。农民的报销比例一般来说大病报销能达到70%，相对来讲因病致贫而造成的普遍问题就逐渐演化成了个别问题。教育也是，只要能够上公立学校的，至少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全免，贫困地区还要给生活补助。过去面上导致农村发展困境、导致农村人口致贫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因此促使社会组织的工作方向、内容有所调整。所以对这个方面，我希望大家注意，我们不能只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要把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政策的这些演变做点儿了解，便于把我们的工作更贴近于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2005年以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一方面国家在加强农村的社会开支，另一方面，我们有些政策上是过度照搬了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这些大农场国家的政策。在财政加大三农投入的客观条件下，有关部门就更多地支持了一些大规模的、产业化的农业发展方式。在增加农业总体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在2005年公布的国家面源污染普查报告中，指出农业成了我国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领域，总氮50%，总磷60%，农业变成了最严重的污染源。要追求现代化目标无可厚非，但用过度化学的方式，搞得亩均化学品使用量、农药化肥、除草剂，大大高于国际平均值。于是乎，政策上应至少讨论限制一下这种严重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方式。直到十年以后，尤其是到2017年才逐渐意识到，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强调绿色生产方式，针对的是大规模利用化学品催出来的大量生产造成的过剩，同时造成严重污染。于是，十几年之后开始调整这种投入方式。对于我们来说，一直在做延续百年且有历史责任感的乡村建设。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我们要搞的乡村建设叫做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同时，2006年，中央在有关文件中也开始强调两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从2003年强调科学发展观，到2006年强调两型经济，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介入到乡村发展的工作之中，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努力方向，过去以扶贫、搞教育、文化为主，在2005年这个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我们就应该调整转向资源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1996年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乃至于新世纪的SDGs都是高度相关的，可能有一部分社会组织转向比较及时，有一部分转的不是很及时。大家在工作中就感到好像有的做得比较顺，有的就做得不是那么顺。因为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很快，出现了很大的社会化改变，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崛起。按照现行统计给出的数据，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是世界最大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工作转向，需要适当的和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之后的绿色主义导向有一定程度的结合。2005年以后，我开始强调中等收入群体、城乡融合和乡村建设的工作有适当的融合。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些工作比较有需求，就开始从一般的社会组织，一般的NGO、民非转型为社会企业。在新的十年，大家应该看得到，生态化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战略。这个生态化发展战略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针对的就是高污染、高破坏、反生态的生产方式，尽管有很大的数量型增长，但它不是质量效益型的，于是开始调理念。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就是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工作调整，应该更多地朝向于如何贯彻生态化。
生态化发展战略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不同在哪呢？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西方进入大规模量化宽松，向全世界转嫁代价，我们把这叫做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成本转嫁。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美国量化宽松，欧盟量化宽松，日本也量化宽松。这个世界用货币洪流向资源倾泻推动资源资本化的趋势滚滚而来，势不可挡。在中国，大量资本下乡，圈占农村中的生态环境资源，然后推进资源资本化，占有资本收益，使得我们这些一般性的做社会工作的社会组织，所遭遇到的主要宏观环境的变化就变成了资本滚滚下乡。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不调整，仍然只是在做一般的资源环境的保护工作，那又是一个误区。于是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我们强调农村应该形成更多的组织。因为农村中的村社聚落往往是跟资源、环境条件紧密结合的。农村资源的产权边界往往是和村域的地缘边界重合的，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成为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微观主体。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无论如何都应该变成社会企业，我们也应该转型为社会企业，跟村级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相结合，把生态资源、环境，在空间正义的理念之下，完成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形式，以使整个国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不断形成的巨大的危机打击之下，能够以乡村振兴来作为压舱石。利用压舱石来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这样我们这些社会组织的工作才能跟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打造压舱石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工作的意义才能使宏观微观结合，它才能够可持续。我们正在对《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0 年会·平行论坛连接和创新：多元力量与乡村可持续发展》专家观点进行整理并开始连续报道，敬请关注“永泰的村子”公众号推文发布。如果你也想对乡村可持续发展表达你的观点，请留言或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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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0 年会·平行论坛连接和创新：多元力量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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